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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过，与上述发达地区相比，海南、云南、贵州的经济并不发达，但地产投资比重却很高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这些省份的旅游业带动了大量的房地产开发。例如，2010年初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启动后，有超过100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驻海南“跑马圈地”，一线海景土地资源日渐紧俏，大量资金纷纷涌向海南。

　　本报同时统计发现，如果以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排，前十则为海南（36%）、贵州（27%）、云南（25%）、重庆（24%）、福建（22%）、辽宁（21%）、宁夏（21%）、安徽（21%）、浙江（18%）、四川（16%），相比第一份排名，上海、北京、广东已被排除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以地产投资占固投比重倒数计，倒数前十的分别是吉林（6%）、内蒙古（7%）、甘肃（7%）、江西（8%）、青海（10%）、新疆（11%）、山西（11%）、广西（12%）、河南（14%）、湖南（14%）。

　　在海南，此前的7月18日，省会海口发文中止执行商品房限购政策，不再要求购房者提供住房套数证明。

　　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认为，像京、沪、广、深等东部大城市，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的后期，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投资的空间都已相对饱和，因此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也不多；而内陆很多地区还处于工业化早期和中期，仍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投资，发展阶段明显不同。

　　“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什么样的收入水平，而收入水平又决定了房价的水平和房地产投资的数量。”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说，很多北方和中西部省份的人均收入上不去，一些北方中心城市房价一直都在低位徘徊，土地也卖不出去。

　　京沪粤占比高不能说明依赖度高

　　但多位专家对本报表示，地产投资占固投的比重，并不能完全说明一个省份对房地产的依赖度，因为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，基建和工业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，地产投资在固投中占比高，但占GDP比重相对有限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尽管北京、上海和广东的房地产投资占固投的比重较高，但占GDP的比重却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　　同理，广东、浙江、福建这些南方发达省份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工业投资已经比较少，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，再加上不少实体产业的资金涌向地产，因此房地产投资占比也就比较高。

　　严跃进则认为，像山东这样的省份，农业经济占比较高，而农业经济背后的资源又难流入房地产领域。与之相似的是，河南、江西、甘肃等中西部农业省份、缺乏中心大城市拉动的青海等省份，房地产投资占比也比较低。

　　张大伟分析称，北方很多重化工业大省，这几年工业投资量都很大，而且由于以国企为主，在工业投资的同时会附加很多房地产方面的建设。比如东北的很多棚改项目，并没有列入房地产开发投资，而是企业建设给员工居住的房子，因此算入工业投资。

　　“北方省份住房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，非商品化的住房占比非常大。”张大伟说，北方本身经济不发达，人口流入有限，再加上非商品化住房多，像沈阳、长春等北方省会城市房价很难上涨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统计各省（区、直辖市）的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后发现，固投中对于地产投资依赖度排名前十的分别是上海（55%）、北京（52%）、海南（46%）、贵州（33%）、重庆（33%）、广东（32%）、浙江（30%）、福建（26%）、云南（26%）、辽宁（22%）。

　　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分析称，北京、上海尽管是省级行政单位，但它们是城市的概念，辖区内基本已是城区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基础设施已经十分完善，再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工业大项目投资的空间已经很小，“（固投）分母小了，占比自然就高。”

　　天津是直辖市中唯一的例外。主要因为天津近年发展迅速，一大批大项目先后落户滨海新区，因此工业投资一直很高，作为分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超过京沪之和；相反，由于不具备一线城市对全国的辐射力和吸引力，天津吸引的外来购房者相对有限，因此作为分子的房产投资相对不高。

　　也正是因为对地产的依赖度较高，一些地方近期加快了救市的步伐。例如，福建近日出台的“闽八条”，涉及到房地产交易、建设的所有的环节都做了全面的放松，在省级层面还是第一个。